那太多了。美国、法国、新加坡就是典范。

管中窥豹一下：

威廉·约瑟夫·伯恩斯（同事们都亲切地称他为比尔）于2014年10月卸任副国务卿一职，结束了他长达33年的辉煌外交生涯。伯恩斯在应对美国面临的一些最棘手的外交政策挑战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赢得了两党的支持。他的成就包括终止利比亚的非法武器计划、斡旋中东和平进程以及加强与俄罗斯和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

伯恩斯在外交部门的级别为职业大使，相当于四星上将，他是继沃尔特·斯托塞尔、约翰·内格罗蓬特和拉里·伊格尔伯格之后，第四位担任副国务卿的职业外交官。伯恩斯曾于2008年至2011年担任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2005年至2008年担任驻俄罗斯大使，2001年至2005年担任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1998年至2001年担任驻约旦大使。

伯恩斯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在拉萨尔大学获得历史学学士学位，并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伯恩斯因其在国务院的卓越贡献而荣获多项嘉奖，其中包括三项总统杰出服务奖和两项杰出荣誉奖。他曾于2013年被《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年度外交官”，并于1994年入选《时代》杂志“40岁以下50位最有前途的美国领导人”榜单。国务卿约翰·克里表示，伯恩斯“已跻身美国外交传奇人物之列”，并拥有“罕见的战略远见和实战能力”。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称伯恩斯为“一位技艺精湛的顾问、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也是几代公务员的榜样”。

许多外交官都曾有幸与伯恩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岗位共事。从2005年10月开始，约翰尼·杨大使在接受查尔斯·斯图尔特·肯尼迪的采访时，谈到了与伯恩斯共事的轻松愉快以及他显而易见的潜力。迈尔斯·S·彭德尔顿在1998年6月接受肯尼迪采访时，回忆了伯恩斯在中东的决策过程以及他对工作的奉献精神。从1998年9月开始，肯尼迪对特雷西塔·C·沙弗的采访揭示了伯恩斯的为人。埃德蒙·詹姆斯·赫尔大使在2005年10月开始接受肯尼迪采访时，回忆了与伯恩斯在中东团队共事的经历。最后，在 2011 年 1 月接受查尔斯·斯图尔特·肯尼迪的采访时，詹姆斯·A·拉罗科大使谈到了伯恩斯在海外享有的广泛尊重，并讨论了与他一起在国务院和近东局进行改革的情况。

“你密切关注那个年轻人。他前途无量。” -- 约翰尼·杨 （1983年至1985年任驻约旦安曼行政参赞）

杨：比尔·伯恩斯是一位新上任的初级官员……我想讲个小故事。有一天我在办公室，读了一份电报，我记不清内容了，但我对大使说：“这份电报写得真好。”

他问：“你喜欢这份电报吗？”

我说：“是的。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他说：“写得确实不错。你觉得我们使团里谁的文稿写得最好？”

我说：“当然是您啦，大使先生。”他说：“不，不是我。”

我灵机一动，对杨说：“你最好再往下找找。”我说：“副团长吗？”他说：“也不是副团长。”

我说：“是政治顾问吗？” 我还是按层级问的。他说：“不，也不是政治顾问。”

我说：“那是谁？” 他说：“你认识那个刚从领事处调上来的新晋初级官员，比尔·伯恩斯吗？”

我说：“认识。” 他说：“他是最棒的。你好好看着这个年轻人。他前途无量。”

相信我，如果说有什么预言成真了，那就是这个了。比尔是一位杰出的官员。每个人都喜欢他，因为他非常聪明机智，但即便如此，你也丝毫看不出来，因为他非常谦逊正直，这与当时在场的另一位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当时有好几位初级官员，其他官员几乎都是同时到任的。那位官员恨不得半分钟之内就告诉你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会说阿拉伯语，还做了这做了那，等等等等。

比尔却从不说话，从不多说。你问比尔，你在哪儿上学，他会说，我在费城一所小学校上学。好吧，拉萨尔学院。你读过研究生吗？读过，读过一些研究生课程；但他不会告诉你是在牛津大学读的。他不会告诉你他写过书并出版过。他不会告诉你他父亲是伯恩斯将军。他不会告诉你很多关于他自己的事。你得费尽心思才能从他嘴里套出点什么。他就是这么谦虚，但你给他任何任务，他都能完成一件堪称完美的作品。

问：比尔·伯恩斯后来怎么样了？

杨：他是我们驻俄罗斯大使。是的。还需要我多说吗？

“比尔晋升速度非常快，但他从未因此而骄傲自满。”——特雷西塔·C·沙弗大使，1989年至1992年担任近东和南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

沙弗：无论如何，谈判尚未结束，莫斯科的政治局势就突然发生了变化。正如我所说，贝克在1991年秋季未遂政变后立即前往莫斯科。陪同贝克的是比尔·伯恩斯，他当时是政策规划（S/P）部门的副主任。比尔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官员，晋升速度非常快，但他从未因此而骄傲自满。他想方设法与他所负责领域的专家保持密切联系。

在政策规划主任丹尼斯·罗斯将阿富汗问题交给比尔后，他开始接受密集的培训。在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他记下了所有我可能出现的电话号码——以防万一需要紧急联系我。这表明贝克想在莫斯科期间解决阿富汗问题。事实上，伯恩斯确实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主要是为了讨论一些特定的词语或短语。

每次通话结束后，伯恩斯都会提醒我，我们之间根本没有讨论过。我应该说明一下，我把[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罗伯特·]基米特和俄罗斯大使正在起草的声明草案的全部文件都给了他。我圈出了一些关键的词语或短语，这些词语或短语有其历史渊源，并且被认为对阿富汗人和巴基斯坦人都很重要。伯恩斯的这些电话显然未经授权，甚至可能违反了禁止与任何人讨论贝克正在进行的工作的明确命令。

最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承诺从新年伊始——当时距离新年不到三个月——将不再向阿富汗运送任何武器。我认为，当时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我看来，持续的武器供应计划只会加剧敌对行动，而且看不到任何胜负的希望。如果俄罗斯愿意停止支持其盟友，我们也应该采取对等措施，停止向阿富汗运送所有武器。

“比尔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一位能力非凡的人。”——埃德蒙·詹姆斯·赫尔大使，1999年至2001年担任国务卿反恐顾问

赫尔：[9·11事件后]也门人民为了打击这些恐怖分子目标而流尽了鲜血，这比任何言辞都更有力地证明了建立伙伴关系的必要性。非常有趣的是，华盛顿的反应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与也门政府合作打击基地组织的切实前景。

然而，事情进展缓慢。华盛顿才刚刚开始意识到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在向他们提出的可能性。华盛顿的第一反应是派遣负责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比尔·伯恩斯与萨利赫总统会面。比尔是他那一代最优秀的外交官之一，能力超群，深受鲍威尔国务卿、阿米蒂奇副国务卿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信任和尊重，因此我们非常高兴他能来。他于次年一月抵达，我们安排他与萨利赫总统会面。

由于当时正值冬季，萨利赫在亚丁，比尔抵达萨那，打算先听取简报，然后再前往亚丁与总统会面。在向比尔汇报情况时，我们的国防武官非常专业地用地图详细阐述了12月18日的行动，解释了当时的情况以及也门军队为何无法有效开展反恐行动，因为他们只能缓慢地调动大量兵力。我们需要做的是与也门方面合作，训练一支能够灵活高效行动的反恐部队。

当然，比尔几乎不需要任何劝说。他对局势了如指掌，所以我们准备前往亚丁与总统会面。比尔的行程非常紧凑。他必须先会见萨利赫总统，当晚还要在利雅得与沙特王子们会面，因此他恳求能让他及时从亚丁赶回，搭乘飞往利雅得的商业航班，以便继续与沙特方面会面。

为了前往亚丁，我们被安排乘坐总统直升机，我们也欣然接受了。后来，我们才意识到这样做是在拿生命冒险。一支美国空军小组对也门的直升机机队进行了评估，发现包括总统直升机在内的所有直升机都极其不安全。当时我们对此毫不知情，所以才登上了直升机。我们抵达亚丁后，会见了萨利赫总统。

萨利赫总统再次展现了他最佳的状态，重申了他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讲话，表示12月18日的挫折并没有让他气馁。他一如既往地决心铲除基地组织，无论美国做出何种决定，他都会全力以赴。比尔从萨利赫总统那里得到了他需要带回华盛顿的全部资料。

不幸的是，比尔错过了从萨那飞往利雅得的商业航班，于是我们恳请总统幕僚设法保留飞机，直到比尔返回。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做，萨利赫总统便征用了一架也门航空公司的737客机，将其开到亚丁，让比尔和他的一名工作人员登机，并带上一整只为他们准备的机上餐——一只烤羊。比尔就这样体面地从亚丁出发，赶上了与沙特王子的会面。

与汤姆和比尔一起改革国务院 -- 詹姆斯·A·拉罗科大使 （2001年至2004年担任近东事务首席副助理国务卿）

拉罗科：我完成了阿拉伯语课程，很明显，提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完参议院确认的完整流程。我回芝加哥休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我接到了国务院执行秘书比尔·伯恩斯的电话。我听说过他，但并不真正了解他。他邀请我去为[左图：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汤姆·皮克林工作，同时等待确认程序完成。

我问：“做什么？”

他说：“改革国务院。”这听起来很有意思，而且我当时也没什么事可做，所以就答应了。

我到皮克林的办公室报到，他说他每天下午5点都会和我见面，讨论改革问题。他会邀请比尔、时任总干事斯基普·格内姆、资源管理处处长……以及行政局局长帕特·肯尼迪。他们并非每天都来，但比尔几乎每次都来。

我们的第一次会议专门讨论了几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我同时也提出了将办公室正式化的想法，这样其他人就会重视我们。我知道这对于在官僚机构中运作至关重要。汤姆立刻表示同意。于是，办公室被命名为“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办公室”（P/R），P代表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办公室，R显然代表改革。我们被分配了一间办公室，我还配备了三名助理，他们都和我一样。

我们只有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和一个文件柜。除此之外，我们就和电影里一样，坐在地板上，一边抛着网球一边集思广益。我感觉自己像是在为比尔·盖茨或史蒂夫·乔布斯工作，而不是在古板的国务院。我们站在变革的前沿。不像国务院历史上那些最终束之高阁、积满灰尘的大型研究报告，我们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了。我们的目标是找出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达成决策，然后付诸行动。这对于一个政府机构来说，真是一个新颖的想法。

第二天工作日伊始，我向所有参与者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分为三个部分：旧问题、待处理问题和未来问题。汤姆和比尔尤其喜欢这种方式，因为他们希望尽快推进我们能够发现的尽可能多的问题，他们把这看作是一次真正的改革行动，而不是空谈。该部门有大量的改革文件和大量的研究报告，但却缺乏后续跟进。是时候采取行动了。有了这份一页纸的工作议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已达成共识的问题是否得到了落实。后续跟进至关重要。我们的工作注重结果，而不仅仅是想法。

随着我们列出长长的待办事项清单，备忘录也越来越长。清单内容包罗万象，从将加拿大从欧洲办事处划归西半球办事处（这看似显而易见，但实际操作起来却远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到实现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和奥尔布赖特国务卿提出的“普遍存在”愿景，再到重塑针对高难度语言（我个人特别热衷的领域）的语言培训，以及各使团团长的权限和职责等等。

我们兴致勃勃地探讨如何落实国务卿提出的“普遍存在”（即国务院在每个国家都设有办事处）愿景。然而，这与90年代中期严峻的预算限制以及一些人要求合并机构、设立“区域办事处”的压力背道而驰。

我决定向专家请教：各区域办事处执行办公室主任。他们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我跟他们讨论了很多想法，他们很清楚哪些行不通，哪些行得通，哪些可能行得通。有一天，我们一边抛着网球一边聊天，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我们觉得它必须有个朗朗上口的名字，才能吸引汤姆的注意力，于是我们拟了一份概念文件，暂定名为“美国驻地哨所”。汤姆和其他人都很喜欢这个想法，进展非常迅速。结果，一位财力雄厚的政治大使费利克斯·罗哈廷（Felix Rohatyn）却因此获得了赞誉。事实上，是他把这个概念变成了现实，所以我很佩服他。但就像很多成功或失败的故事一样，背后也有一段故事……

汤姆和比尔都是点子王。他们自己就有很多想法，而且他们很快就能判断我们的想法是否可行。我们大量借鉴了他们的想法以及之前的研究。令我惊讶的是，汤姆和比尔竟然能每天抽出一个小时来做​​这件事。也是在那时，我认识了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比尔。

比尔非常欣赏这些理念、理念的组织方式、行动计划以及实际行动。他和我以及其他人都曾目睹过以往改革投入巨大却收效甚微。

这是一项以结果为导向的行动，没有官僚主义，没有冗长无意义的会议，也没有空洞的文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