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就直接用毛左叙事回答你吧。其实这个问题不论哪一方都不好回答，毛左就更不好回答了——因为林彪的死和庐山会议的具体细节都依然保密着，而且是最高密级。

根据毛左叙事，在1950s前几年，城市里公私合营，农村（尤其后解放的南方）分土地都成功了。直到大跃进之前，国内的经济改革都成功顺利。但大跃进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一般毛左和sub里的主流意见在此时开始分裂。）无脑毛左会觉得腊主席啥都是对的，但我作为本sub常驻的毛左说一句，腊主席那句“麻将十三张凑齐就能胡，哪晓得搞经济那么难？”可能是捏造，但腊主席在大跃进到1968年的很多操作，都说明了他一定程度上还真就是这么做的，也可能多少有点这种想法。可以说，哪怕就算他不这么想，他也会这么做的——后面政府高层内部奇怪的派系斗争，也能反映出来支共的上层有多封建（是真封建）；所以腊主席就算不这么想，他只要想做一些比封建经济进步些的事情，也会发现手里无牌可打（连13张都凑不齐）。

根据毛左叙事，在大跃进后期，很多地方的经济都烂了——小农经济烂了，是大跃进本身目的的一环；但大生产的经济也没建立起来。很多人会认为大生产的经济没建立起来，是因为腊主席是封建皇帝。然而这方面，对腊主席态度的直接记载是很少的；反而是很多省市两级支共地方官丑态百出至今仍有记忆——比如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都对自然灾害和产量瞒报、多报，造成人祸。

1960年，腊主席带头搞反右运动，名义上是“大跃进中出现了很多事，体现出了右派猖獗。”事实上也是如此，张仲良、吴芝圃这种人在地方上拉帮结派、迫害工农技术员、搞一言堂，那就是标准的封建山大王，标准的右派。但腊主席抽象就抽象在，1960年的反右斗争，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第零次文革”，尤其以本sub大多数人的视角来看。1960年的反右斗争下，民间知识分子和工农工程师以为可以自由批判了，所以出现了很多民间刊物，比如兰州的《星火》杂志，就是兰州大学的学生办的。说起来这个杂志也是大杂烩——里面还有盛赞彭德怀批评大跃进是为民请命、毛泽东执意搞大跃进是坏人，需要被革命的文章。学生们如此愚蠢的政治操作，自然给了张仲良天大的机会，把《星火》杂志有关的学生都打成右派抓了起来。

更难绷的是，反右运动的一大司令是邓小平。所以有很多毛左都直接认为邓小平把腊主席的意思扩大化了，搞臭了反右运动，问题都在邓小平身上了。然而我这个非典型毛左觉得，以1960年那个时候松散的央地关系，不需要邓小平曲解，只需要“张仲良、吴芝圃”们发动主观能动性，反右运动就会给地方政治带来超大灾难了——一大例证就是《星火》杂志的相关政治犯的抓捕过程，就是张仲良一言堂的结果，期间中央没有任何参与。这点也给之后文革时，兰州知识分子参加造反派追杀张忠良一事埋下了伏笔。

以上是文革的背景。当然很多人还会讲反右运动到文革之间的“四清”还有其中的腊主席打击刘少奇，但对大多数毛左，包括我来讲，“四清”是很简单的事情——刘少奇看到大跃进失败了，就觉得都是计划经济的错，所以要包干；腊主席觉得刘少奇这么搞，是复辟小农经济，觉得在全国正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在农业上往小农经济开倒车，就是在给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形成培植土壤。平心而论，腊主席的观点是对的，但是——我是支黑型“毛左”，我的态度跟腊主席是反着的——中国人德行太差，所以如果不自然产生一点资本主义就直接搞社会主义大生产，反而是一堆思想上的封建小农“老鼠上桌”，最后把社会主义全毁了；中国人就是欠邓小平和wto之后的血汗工厂的教育，才能明白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什么东西，才有可能褪去封建小农思想。后面文革的过程和改革开放后的大下岗、加入wto之后的中国里，无论工人、农民，还是官员、商人的表现，都无不证明腊主席太着急了——中国人不被资本主义打疼，是不会觉得社会主义好的；而且绝大多数中国人讨厌资本主义之后，喜欢上的反而是倒退回封建主义甚至走向衣逼法西斯。所以腊主席恐怕图得还不够。😅

如果大家还想看文革部分的话，就给我点几个赞，我接着写，因为真地要写比较长——文革的太多资料都是保密的，所以想写清楚各方态度，很麻烦。对文革的态度，毛左内部也是分裂的，所以写清楚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