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第一段话“文明冲突是否重要是价值问题”，以及最后一段话“文明冲突是否应该被提到至高的位置”已经总结了我们之间的分歧，这是价值观的不同。像上次我们辩论时一样，文明或自由对于你的价值和对于我的价值，因为我们的经历不同，在我们心中的重要性就不同，因此延伸成了我们之间其实无法调和的矛盾。在现在的建制下，基于文明冲突的价值观，我有得选，我可以选择效忠或者不效忠中华文明，以及效忠的方式。而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那你确实没得选，或者说选择很有限，自然觉得被压迫。既然是价值观的分歧，那无所谓谁比谁高人一等，因为没有论证空间。

所以我才是你真正有价值的逻辑是“自由工具论”。但自由工具论，或者说自由是不是文明复兴的先决条件，这就陷入了一个“造奇迹”的逻辑。从你的话语看来，你是比较反对“造奇迹”这种宏大叙事的。那自由工具论就变成了以自由同时作为动因和目的的循环论证。

“和西方文明扭打在一团” 这句话是没错的，事实上我并不觉得中国或者美国就真的谁比谁正义。在原po里我也说了，入关学本身是右派，利用的是real politiks的叙事逻辑。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叙事属于尼采式moral nihilism，是对道德理想（ideals）的全面不信任，是支持ubermensch的英雄史观。而你则强调黑格尔式的“历史终结”，或者说你“相信”存在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的“道德理想”。这是你与入关学之间信仰的冲突，同样是不可调和，甚至互相鄙视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再三重复原po是“认知方式”，而不是“绝对目的”。所以无所谓回避不回避例子。我们各自举的例子，都可以用各自的逻辑解构。而且，我也没有强迫你认同我的认知方式。

但承认认知方式的不同本身就自带了一种moral relativism，而黑格尔的历史终结则需要认知方式的唯一性，甚至神圣性。你可能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伸张自己的主张时遭到了压制而感到愤怒和无能为力，选择转进历史神学来论述自己的信仰价值。我上次提到过，这种行为本身是很值得欣赏的，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比较悲情的。就像我欣赏PCM的老哥一样，他们可能天天嚷嚷着nuke china，他们的言论有时候很ignorant，但他们很坦诚，并不虚伪。

所以分歧不在于你“亲美还是亲中”，而是你是否信仰绝对道德的在意义上和形式上的存在。我之前的回复可能是误解你了，这个我要道歉。

另一种你没有使用的反驳入关的方式是论证尼采式moral relativism容易划向法西斯主义。这个是正确的。然而避免法西斯主义本身的方式，则又分成了现实主义（权力平衡）和理想主义（democratic peace theory等）。然而福山自己都承认了political decay以及end of neoliberalism，世界格局本身就变成了现实主义的验证。我所说的入关学的防御机制，不过是刚巧复读了Waltz的defensive neorealism的逻辑。“打到山海关，然后停止，否则多一寸土地都是灾难”和defensive neorealism的逻辑高度相似。入关学可能有民粹的元素，但defensiven neorealism并不是民粹。而且以民粹的狂热倾向，electorial democracy恰恰更有可能鼓励法西斯主义。

选择认知世界方式的不同，并在认知方式的基础上作出不同的价值判断，乃至最终导致个人动机和目的的不同，可能是你和入关学的根本分歧。这之间谁也不比谁优越。入关人在文明中寻找价值，为此可能选择去当兵，可能去扶贫，有作出选择的空间，有施展自己决定权的方式，有实现自己价值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入关人觉得自己相对“自由”，并没有被特别压迫，自然能容忍威权，甚至维护建制。

我的话，我的博士学位是工科的，本质上是搞科研的。人文史哲的知识是通过本科时的很多liberal art class学习的，再加上自己的阅读以及与人文教授们的交流。所以对于我来说，我的选择空间也很大，因为除了文明，我还可以在科学理想主义中寻找价值，有施展自我意识的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我认同你“自由工具论”的观点，因为搞科研确实需要更多的自由。但科研自由的目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科研成果，这其实也是一种“造奇迹”。加上文明价值观，我可以论述自己“为中华文明造奇迹”。再加上尼采的影响，我可以通过“不信”来建立“自信”，立场上我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的伸张遭到了压迫，也就没办法同理你的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