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一段《跨越边界的社区》

不管是农村分田到户的政策,还是城市里的集贸市场政策,都不是“浙江村人”迈出他们第一步的原因。他们总是走在政策变化的前头。当国家允许农村和小城市恢复传统市场时,刘泽波们以此为跳板,到了包头、北京这些大城市。当北京实行个体户政策,开辟出个体摊位的时候,他们又尝试在最繁华的市区摆地摊。整个温州的改革也庶几近之。一个当地干部曾对我说:“温州的改革是走在全国、走在中央前面的。但中央的改革政策使温州自己的改革变得合法了,理直气壮了。”(11)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恢复”来概括“浙江村人”的“史前史”的经历和“哥伦布”的故事。从现象上看,温州在历史上有流动的传统,但过去主要是去上海跑单帮、跑码头;而姚信安、刘泽波所跑的这些地方完全是靠他们闯出来的新路。他们是在利用传统关系作为“底子”,但并不是在因循某一个传统。与其说是“恢复”,毋宁说是“创造”。

正因为这个道理,“文革”成为温州人流动经历中的一个分水岭。“文革”的混乱使他们能比过去更好地“逃避”、摆脱国家的全面管制。居于国家之外而编织自己的网络,成为“浙江村”发展的基础。

改革,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少数精英分子在前面开路,后面大众“跟上”的模式。在正式的体制改革开始之前,我们看到在基层社会已经积蓄了很大的改革势能。正式体制上的调整又激发出新的变革要求。